当代著名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山西省文物局原副局长、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张颔先生
中华人物文化网1月18日讯（殷金星）侯马盟书研究者、释读者，当代著名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山西省文物局原副局长、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张颔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今日17时25分于山西大医院逝世，享年98岁。
张颔先生，1920年农历十月初七出生于山西介休，自幼家境贫寒，酷爱文史，博闻强记，酷爱文史、金石书画，苦学成才。新中国成立后一直致力于古文字研究、考古发掘及晋国史、古天文学等。其研究领域广涉古文字学、考古学、晋国史及钱币等，先后出版了《侯马盟书》《古币文编》《张颔学术文集》等著作，其作品把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学融为一体，在中国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他先后担任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钱币学会理事兼学术委员、山西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西冷印社社员等职。1965年，他主持了山西侯马东周晋国遗址的发掘工作，经过十余年的艰苦钻研，于1976年发表巨著《侯马盟书》，当即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在这漫长的十年里，张颔先生即使被关进“牛棚”，但依然潜心做研究，也因其对文物考古事业的执著，被人称为“传奇”。在山西文博界，张颔先生是每个文物工作者心中的偶像。最终，《侯马盟书》的出版为晋国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佐证，被国内外史学界公认为新中国考古史上的一项重大贡献。此外，张颔先生在诗文、书法、篆刻方面也颇有造诣，在国内外都享有极高的声誉。
张颔先生生平
1920年，出生于山西介休县城西北坊庙底街凭居之郭宅。
1928年，入县城西北坊初级小学读书。母亲去世。
1932年，入县城高级小学读书。
1935年春，高小毕业，参加行余学社学习书法、篆刻。
1936年春，赴湖北樊城协玉号学生意。
1939年冬，回山西乡宁县，参加抗战。
1942年，在孝义战地动员工作委员会任秘书。后在吉县由杜任之介绍与国民党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发生联系，开展地下工作。
1945年，光复后回到太原，任同志会太原分会宣训特派员。
1946年，办《青年导报》《工作与学习》杂志，出版短篇小说集《姑射之山》。
1947年，在省议会任秘书。
1948年，出版改写诗集《西里维奥》。赴北平，任文法学院主任秘书。
1949年，任华北大学十区队102队队长。
1950年，调回太原，任省委统战部干事。
1958年，任中国科学院山西分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1959年，任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考古所所长。
1960年，任侯马考古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考古队队长。
1962年，撰写《山西万荣县出土错金鸟书戈铭文考释》，刊登于《文物》杂志。
1965年冬，赴侯马考察研究出土的盟书，撰写 《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刊《文物》杂志。
1966年，“文革”起，受批斗。
1973年，受命整理研究侯马盟书。
1976年，《侯马盟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1980年，赴长春参加中国古文字学会成立大会，当选为常务理事。
1981年，赴西安等地开会并收集古货币文字资料。
1983年，中国古文字学会第四届年会在太原召开，主持其事。
1991年，离休，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
1995年，《张颔学术文集》由中华书局出版。《剑桥名人词典》收录并颁发证书。
1997年，在省文联大楼美术馆举办“张颔书法展”。
2004年，《古币文编》由中华书局出版。同年，受邀为西泠印社“社员”，这是这家国内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金石书法篆刻学术性团体成立百年来邀请加入的第一位山西会员。
2005年，央视《大家》栏目为之拍摄专辑，是山西入选该栏目的第一人。
2007年，《侯马盟书》修订，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
2009年，省文物局举办“着墨周秦张颔先生九秩生辰文字殿暨生日庆典”。
2012年春，山西省文物局授予“文博大家”称号。
张颔先生的学术贡献
辨认“鸟书”
1961年，在山西万荣县庙前村后土庙发现错金鸟虫书戈一对，形制相同，上有鸟书文字。张颔就此器作了详细考证，认出6个鸟虫书文字是“王子于之用戈”，列举大量文献、实物铭文及楚辞中的证据，证明春秋时已有人名单称的惯例，说明此戈确为南方之器，进一步论证了吴器流入晋国的原因。
为“庚儿鼎”定名
1961年，山西侯马上马村东周晋国墓葬出土了两件带有长铭的大铜鼎，张颔先生考释了该鼎铭文的字形、字义和内容，判定其为东周时期徐国之器，当是晋大夫受赂之器。他根据铜器命名的惯例将其定名为“庚儿鼎”，使之成为考古学上的“标形器”。
为“古彝器”辨伪
1952年，从古董商手中购得一件古铜壶，学者多认为是春秋时期齐国陈僖子田乞之器，有断代意义。张颔则认为仅据残缺的一半字形“喜”来判断，证据欠足，且齐器多书人名不书美号，可知此壶断非陈僖子之器，也谈不上具有断代意义，廓清了对该器的两种偏颇之论，断定了该器的客观科学价值，对辨别古代彝器的真伪提供了宝贵经验。
慧眼识“匏壶”
1973年，闻喜县出土战国时期带有鸟头盖的偏颈陶壶。张颔作文考证该器形制的含义，指出这件器物即古文献中所说的“玄酒陶匏”的“匏壶”，即盛玄酒（水）用的礼器，是张颔考古与天文学相结合，进行学术研究的代表性例证之一。
解读“盟书”
1965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在侯马发掘晋国遗址时，出土大量带朱红色文字的圭状石片，张颔闻讯从原平赶赴侯马，仅用5天时间就对刚出土的少量材料进行研究，写出了《侯马晋国遗址发现朱书文字》一文。1976年，先生又发表巨著《侯马盟书》，当即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中国历史博物馆古代史展览依据先生的研究结论重新进行陈列，日本、香港等地学者相继发表有关盟书的研究文章。有学者认为：“盟书本身就是我国考古史上的一个重大收获，但该书的编者并未仅限于把它‘客观’地报导出来，而是把这一重大收获放到春秋末期晋国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从而使这批盟书的历史价值远远超过了它作为重要文物发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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